在阔别西藏四十多年后，我再次踏上前往日喀则的旅程。如今通往西藏的道路已焕然一新，柏油马路四通八达，现代的高铁与飞机快速便捷，车流穿梭不息，沿途的城镇也显得繁华热闹，景象一片安宁。然而，这令我不禁回想起1982年，那时我们一群十八九岁的新兵经历的艰辛行军，那段徒步进入雪域高原的岁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四十年的光阴荏苒，时光的变化让我意识到，所有的艰辛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荣耀，所有的坚持都无怨无悔。
1982年，我和战友们向日喀则奔去，彼时的交通条件极其艰苦，我们乘坐的火车拥挤不堪，通向西藏的旅途就是向“生命禁区”发起的挑战。我们从内地坐火车前往青海的格尔木，这是我们进军雪域高原、开启护卫边疆生涯的起点。当时从格尔木到日喀则上千公里的路途完全没有一寸柏油马路，只能依靠简陋的解放牌大卡车。我们的乘坐条件简陋，车厢里只有冰冷的铁栏杆，顶部的帆布根本无法抵挡高原的狂风和风沙。在开往边疆的路上，近几十名新兵挤在狭窄的车厢中，背着背包当坐垫，肩并肩、身贴身，在极为拥挤的环境中朝着目的地艰难前行。
整个行进过程中，颠簸的砂石路和冻土让我们苦不堪言，车辆速度普遍在每小时二十公里左右，常常因为坑沟和冰河陷入险境，我们不得不下车用双手刨土、搬石、推车，团结一心地将车辆弄脱困后再继续前进。高原天气变化无常，白天直晒的灼热令我们的车厢闷热不堪，沙尘悄无声息地灌入每一个缝隙，满脸尘土的我们只能默默忍受。而一到晚上，气温骤降，寒风刺骨地透过衣物直逼肌肤，手脚都因为寒冷而麻木。在这八天的行军中，洗漱更衣甚至洗澡都成为奢望，浑身沾满了泥沙的我们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向着目标坚守。
在这段旅途中，最痛苦的莫过于海拔的逐步升高。我们从格尔木的海拔两千七百米一路攀升，经过纳赤台、昆仑山口，终于抵达五道梁和可可西里无人区，海拔瞬间达到四千七百米，只有内地一半的氧气含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体验到强烈的高原反应。正如民间老话所说：“到了五道梁，哭爹又叫娘”，这绝非夸张。由于高原缺氧，车厢内一开始的喧哗逐渐被沉寂所取代，每个人都感受到强烈的头痛、心慌和恶心，甚至有人因无法忍受而呕吐，身体的极限被不断挑战。
部队为了确保安全，会定期停车让大家下车调整，严禁激烈运动，因为我们知道高原上任何细小的病症都可能发展为致命的肺水肿。五千三百米的唐古拉山口，正是整个行军过程中最险峻的关卡，随时可能遭遇狂风和暴雪。强烈的寒风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极大的不适，老兵们反复叮嘱，要保持清醒，否则可能再也无法苏醒。正是这种互相提醒的精神，让我们努力克服了这一生死攸关的关口。
经过八天的奋战，我们在沿途简陋的兵站得以稍作休息。每当在纳赤台、五道梁和唐古拉兵站的土坯房里，温暖显得弥足珍贵，但简陋环境的苦涩也随之而来。兵站内挤满了战士，只有一排排木板大通铺，隐隐透着冰冷，连独立床铺和干净被褥都难以寻觅。在寒冷的屋内，铁皮火炉苦苦取暖，常常火力不足，墙角结冰让我们徘徊在寒意之中。由于高原低气压的影响，食物极易煮熟而不烂，常年依靠罐头和干菜为主食的单调饮食，让许多战友的肠胃出现问题，惹来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高原胃病。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，深夜的荒原静谧无声，惟有漫天星斗和刺寒的风声伴随着孤独的思念。彼时没有手机和通讯设备，与内地的亲人失去联系的我们只得将思念藏在心底。
